今年，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發布消息說，中國即將超越日本，成為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多家機構還給出了超越的時間點，匯豐銀行的預測是今年，世界奢侈品協會估計是明年，最保守的預測，這一天一定會在2015年之前到來。

不是每個超越都能博得一片喝彩。

上一次是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這并不是全面領先的信號，大并不是強，人均GDP還差得遠呢。

這一次，不需要經濟學家提醒，即使中國最熱愛金牌的人，也不會為“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的王冠而歡呼雀躍。

這個王冠此前分別屬于歐洲、美國和日本，而中國，將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發展中國家。要知道，奢侈品進入中國也不過是十多年的事情。要知道，這個國家嘗試市場經濟也不過20年。

我們沒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卻跑步成為奢侈品第一大國。

中國人大量購買奢侈品時，奢侈品也在暴露著中國的社會病。

在社會平等和共同富裕的指標遠未達標的現在，當奢侈品遇上中國，可稱為奇遇。

奢侈品是一個明碼標價的昂貴商品，它像是一個活躍的化學試劑，一遇上貧富分化、財富來源不透明、官員貪腐等等社會問題，就發生強烈的化學反應。

它是“非法愛情”的潤滑劑，小三和二奶們不能沒有它們的撫慰。

它是消息樹，一個價值16.8萬的包包因為屬于“紅十字商會總經理”，掀起了對官辦慈善機構的強烈質疑。

它是反腐尖兵，南京官員周久耕只因在公開場所戴著一塊價值10萬的手表，被查出貪污的事實，最終鋃鐺入獄。

它是顯微鏡，那些看起來平滑的物體，在它的鏡頭下，頓時崎嶇不平起來。

公允一些，奢侈品成為理解我們現實的視角，實在負重過大。不過，奢侈品作為精益求精的一種商品，本身也與眾不同。奢侈品商家熱愛的買家應該擁有財富、社會地位、良好的生活方式三重條件。在中國，三個條件都符合的人并不多。

人人都愛奢侈品，如果這“奇遇”改變為“遇見”，人們對奢侈品的愛，將會更理所當然。

需要改變的，不是奢侈品。

一個愛馬仕包引發的慘案

奢侈品成為了社會問題爆發的代步工具，癥結不在奢侈品，而是源于社會本身。

如果扣掉中間的經過，“郭美美事件”可以描述為：一天，一個女孩在網上秀了愛馬仕包，一個月后，整個中國的官方慈善機構的吸金量掉了一半。這樣的“慘案”，不是第一例，也不會是最后一例。

16.8萬和5.2億

那只惹禍的包價值16.8萬。按照郭美美的說法，這只包是在北京的新光天地購得。今年2月，她和“干爹”王軍在晚飯后到新光天地逛街，在一家奢侈品店中，看到了這款綠色的愛馬仕包，標價16萬8，這比愛馬仕專柜要貴很多，但在專柜要等上半年才能拿到包。

王軍為她買下了這款包。

她和這款包合了影，發在微博上，修改了微博認證，從演員變成了“紅十字商會總經理”。

6月下旬的一天，這條微博被瘋狂地轉發。

愛馬仕是奢侈品箱包中的頂級品牌，“愛馬仕”、“90后”、“紅十字會”，這些關鍵詞疊加在一起，頓時掀起輿論的巨浪。

此后，媒體開始介入郭美美事件的調查，梳理出一條從中紅博愛到紅十字會的商業鏈。這條商業鏈一旦坐實，那就意味著郭美美的財富可能與紅十字會難脫干系。但彼時，“郭美美事件”的蝴蝶翅膀已經煽向整個社會。

今年3—5月，全國慈善組織共接受捐款62.6億元，但在今年6—8月，全國慈善組織共接收捐贈8.4億元，降幅達到86.6%。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但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發生后，7月的社會捐款銳減一半，為5億元，比6月減少了5.2億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說：“民眾對慈善組織的信任急劇下降，存在情緒的積累，而郭美美事件是一個爆發點，它引起了中國慈善事業強烈的陣痛。”

直到事發一個半月后，郭美美和母親郭登峰在郎咸平的《解碼財商》節目中，聲稱自己的財富來源與紅十字會無關。可這又引發了新一輪的質疑——財富來源不明，這是一個堪比慈善基金被濫用的同樣刺痛國人的話題。

這一切，都與那只綠色的愛馬仕包脫不了干系。明碼標價的奢侈品，成為公眾辨別不當財富的最佳工具。

對外經貿大學奢侈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婷分析：“愛馬仕的形象在中國成為愛慕虛榮的象征，是因為一些人消費心態的扭曲和財富來源的不明。奢侈品成為了社會問題爆發的代步工具，癥結不在奢侈品，而是源于社會本身。在中國，有太多富二代、官二代、郭美美、煤老板、油老板這樣的暴富者，他們急于瘋狂地消費奢侈品來證明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