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玉器風波

趙軍（化名）也在外地跑貨，他告訴本刊記者：他正在天津，短期內也不會回家。一方面是因為如今的市場行情不好，要為自己的玉雕產品找到合適的買家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則是作為傳說中天價漢代玉器的制作者，他遭到了蜂擁而至的各路媒體的追訪。這讓他困惑又煩躁。他現在不接任何陌生的電話，也不輕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蹤。

2011年初，被拍出2.2億元天價的一套漢代梳妝臺和凳子成為當年拍賣市場的“最貴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網絡論壇上一個帖子稱：這套天價玉器產自江蘇邳州，是由當地一位趙姓老板在2010年歷時一年多制作出的贗品。

在此后記者的追訪中，趙軍和當地的玉器協會會長汪如棉都承認這一說法。他們還為這套玉器的流出補充了一些細節：先是以17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后又以280萬元價格倒手給了石家莊的買家。此后的玉凳再出現的故事就是故宮的鑒定專家周南泉為玉器真假背書，認為這套玉器無論從玉質、顏色還是工藝、紋飾看都是漢代的東西，因此將該拍品取名為“漢代青黃玉龍鳳紋梳妝臺、坐凳（兩件）”。最終，在中嘉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上，這套玉器定價為1.8億元，最終拍出了2.2億元。

在徐州當地正統的收藏界和學術界，這套玉器被認證為漢代遺存是個顯而易見的笑話，是對當地悠久漢代歷史的反諷。徐州玉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玉文化從來沒有斷過的，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而戰國和兩漢時期是玉器文化的一個高峰。漢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點，具有玉文化歷史的里程碑意義，僅玉器品種就達到7300多種。”

徐州和邳州地區則是兩漢文化的重鎮。1994到1995年發掘出的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了聞名全國的金縷玉衣等一大批珍貴玉器，使徐州博物館有能力開辟出國內唯一的漢玉專題展室。作為徐州的一個衛星縣，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漢墓，當地農民是這些漢墓最早的發掘者。徐州師范學院副教授于盛庭對漢代歷史頗有研究。

他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去當地的漢墓群看過，一個一個深約3～5米的墓坑已被挖開，中間的小路像田埂一樣細，走在上面都怕摔下去。當時能從當地農民手中收購到很便宜的漢代玉器，“一塊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這些學者自豪于徐州的悠久歷史，他們覺得有義務維護漢文化的正統性。這也是他們對這套龐大的玉器被專家鑒定為漢代遺存憤怒的原因。他們認為，已經發掘出的漢代墓葬群，已經為漢代的服飾定下了標準。僅根據服飾來推斷，漢代就沒有凳子這類坐具。“因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連體的深衣，里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經衣。

這種坐姿極為不雅，即使在臥室里也不能這樣做。漢代雖然有褲子，但為方便便溺，男女內褲都是開襠的。如果這是漢代的梳妝臺，婦女要踞坐梳妝，豈不是要鬧離婚的大亂子。”于盛庭對本刊記者說。

北京的收藏名家馬未都也從這個角度對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斷：“我們的起居中席地坐轉為垂足坐是在漢唐之際逐漸完成的。‘漢代玉凳’大大突破了歷史框架，說假都說高了，這是完全臆造的一個東西。文物鑒定到目前為止并不科學，但也不是無規律可尋。文物鑒定為標型學，標準的存在極為重要，標準構成歷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認定偽作。歷史的框架說起來很虛，其實很實在。舉例說明，手機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產物，凡沖出這一框架即是錯誤。這個框架今天誰都明白，但2000年以后的人可能除了專家誰都不明白這條線應畫在哪里。”

因為資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業的產品標準一直為市場左右，“市場要什么我們就生產什么”，因此從未在生產階段留下過什么行規。但邳州玉雕業最早的從業者也保持著對歷史的敬畏感和認知底線。彭元連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了邳州的玉雕廠。

他對本刊記者回憶，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玉雕產品都是通過外貿公司出口國外。“外貿公司的標準很嚴格，驗貨的人都是大學生，對古代玉器也懂。能通過檢驗的產品首先要料好，那個時候丟掉的料都比現在好。還要工藝精細，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征。”因此在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辦玉雕廠時，他還專門請專家來給玉雕工人講課，不同朝代馬的骨節是什么樣，畫瓶、花草的樣式又是什么。彭元連如今經營著自己的玉雕廠。

雖然已經聘請大學生用電腦繪圖，但在年輕的繪圖員身后的玻璃柜臺上，還堆放一些有關玉器的古籍，作為繪圖時的指導。彭元連學歷不高，但他家中的書柜中有一大摞關于中國古文化的書籍，《中國傳世名畫》、《中國人物鑒賞名畫》、《百手圖》……彭元連說，既然搞這一行，必須要了解哪個朝代發展成什么樣，看到有關的書籍就都會買。這些書上有對歷史細節的基本描述。甚至還必須要懂中國文字的發展史，所以他還買了甲骨文的圖例畫冊。“現在的工人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孩，你要指導他，就必須有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