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這件文物于1972年由故宮調撥至承德外八廟管理處，后被原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廟管理處文物保管部主任李海濤偷盜出庫，在2002年10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秋季拍賣專場《皇家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寶物》中出現，帶有原始標簽，估價200萬—300萬港元，以227萬余港元成交，后被依法追回。李海濤因盜取200多件文物而被依法判處死刑。

清乾隆粉彩描金無量壽佛坐像

米芾：《苕溪詩卷》（局部）

米芾：《苕溪詩卷》（局部） 一九六四年的一個清晨，一男青年抱著一布包“破爛”到了北京榮寶齋，其中就有北宋米芾的這件《苕溪詩卷》，開價一千五百元，最終以一千四百元成交。這件作品當年由溥儀帶往東北，流落民間。現由故宮博物院收藏。

夕陽殘照紫禁城

清朝滅亡后，民國政府允許年僅6歲的溥儀等清朝皇室“暫居宮禁”，并擇機“移居頤和園”。溥儀身后的攝政王諸大臣一邊讓兒皇帝過著一如既往的生活，養尊處優，揮霍無度，一邊殫精竭慮，蠢蠢欲動，密謀復辟；而民國政府內外交困，入不敷出，連年拖欠原來允諾提供給的經費，“小朝廷”坐吃山空；同時，除了幼稚的遜帝以外，“小朝廷”上下均知大勢已去，江河勁泄，來日不多了，所以，無論是為復辟計，還是為眼前與未來的生活計，“小朝廷”上下從變賣兌換身邊的金銀器開始，把黑手伸向了歷代寶藏。

開始盜運文物的是太監們。待到“小朝廷”想到把宮中的寶貝重新登記造冊時，恐怕劣跡敗露的太監便先在建福宮、繼而在無逸齋縱火，四處殘片，幾堆灰燼，地上淌著金銀器化成的金水銀湯……把太監悉數裁減了，又有護軍動手。最后，溥儀等想到了自己動手。從此，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將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親國戚，偷帶出宮。在一份“宣統八年”（1916）十一月十四的賞單上，開列了由溥儀賞給帝師陳寶琛及多位近臣的書畫，其中有唐代閻立本手卷《孔子弟子像》、北宋米芾的真跡手卷一件、南宋趙伯駒手卷《玉洞群仙圖》、清初王時敏山水手卷一件。

1924年被趕出宮的溥儀等到了天津“清室駐津辦事處”張園，雖然窮途末路，依然心想重登寶座。沒有收入來源的張園，每日說客盈門、謀士高論，只好以文物“賞賜”“忠良”。小器物賞賜完了，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給外國銀行、富商巨賈。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溥儀當起了日本人的兒皇帝，偷運到長春偽皇宮的文物被安置在“小白樓”里。偽“滿洲國”垮臺前夕，看守護軍開始哄搶，文物一時流散，世稱“東北貨”。新中國成立后，“東北貨”或交或收。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賜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監偷盜的、被護軍私拿的……更有為“皇上”“委托”夾帶出宮的歷代文物更多地遺散各地，孤魂四野，紫禁城的黃昏，永遠的夕陽殘照，令人感傷。

一部中華民國的歷史，可以以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支離破碎”，無法打理。中華民國的文物界，就像一個爛攤子，也可以用這四個字來概括，就是：“支離破碎”，無人打理。軍閥以之作軍餉，政客以之作說資，土匪以之作橫財，地痞以之當營生，奸商以之當奇貨，洋人以之當異物，外寇以之當戰利品。

1928年7月3日，地痞出身的軍閥孫殿英命手下一個團進駐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清東陵，謊稱進行軍事演習，驅散守陵人員，切斷來往道路，于當日深夜，炸開了乾隆皇帝陵寢和慈禧太后的陵寢，盜取隨葬的大量寶藏。不久即敗露，轟動全國，為人不齒，多方聲討。孫殿英把從乾隆墓里盜取的一柄九龍寶劍、一顆慈禧太后口含的夜明珠等寶物分別送給了上層高官，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果說，孫殿英這個東陵大盜上演的是一出有關中華文物悲劇的話，由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主演的萬里國寶大遷徙則是一部有關中華文物的正劇，慷慨悲壯，蕩氣回腸。1931年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北后，為了避免第二次“火燒圓明園”文物大劫難，國民政府制定了宏大的文物南遷計劃。自1933年2月到5月，南遷文物分5批總計13400多箱被運抵上海，1936年南京朝天宮庫房建成后，又陸續運抵南京。未幾，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這批文物又奉命西遷，自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文物分南、中、北三路，水陸兼程，輾轉萬里，抵達后方。

故宮的重要文物雖然得到了較好的看管，流散宮外的文物，特別是那些本來收藏于民間的文物、安置在野外的文物、隨葬于地下的文物卻是命運多蹇。北京有琉璃廠一條街，上海有一個收藏鑒賞圈，此外有外交使節、外國銀行、外國商社、外國占領軍等等，他們有金錢，有特權，有渠道，有工具；他們四通八達，上下勾連，買賣文物，自由出境。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30余年，不僅創造了中華文物流失的最高紀錄，還承接清末而成為了中國歷史文物造偽的一個新的高峰期。

滄海橫流六十年

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中華民族的動蕩不安，但歷史的積貧積弱與領導思想的忽左忽右，致使新中國在最初幾年的歡快起步后，便開始步履蹣跚，有時甚至踉踉蹌蹌。

為了工業的發展，為了百姓的生計，“出口創匯”曾經是經濟界一個響徹云霄的口號。

為此，一些不甚重要或存世量較大的文物歸于各地文物商店，外國人和華僑可以自由購買，隨意攜帶出境。

為此，許多工藝美術品、包括工藝精品都歸于各地友誼商店，外國人和華僑可以自由購買，隨意攜帶出境。

為此，各大城市的美術公司擔負起一項重要任務——組織當地美術工作者，仿造前人的書畫作品，以“你知我知”的價格與方式出口香港與日本。

近些年，從日本回流的大量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藝術品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各地美術公司組織制作的外貿產品，其中有唐伯虎、文征明、王鐸、楊守敬、吳昌碩、任伯年等日本人喜歡的書畫家作品。

到如今，當年那些外貿貨大量地以文物的身份從各種渠道回流，博取了不明就里人士的大量真金白銀——自己人種下的苦果又讓自己人吞服了；那些以低廉價格出售的工藝美術方面的精品有相當一部分無從尋找、無從回流，中國工藝美術史因此而不無缺憾。

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造反運動席卷了全國，惟獨沒有殃及故宮，各地的博物館也大多援引故宮方式，閉館不開。全國館藏文物由此而躲過一大劫難。但是，對于文物的損毀破壞，卻沒有超過十年“文革”浩劫的，因為它是“文化人革文化的命”！

“文革”伊始，紅衛兵便宣布一切文物為四舊，均在破壞之列。

“文革”伊始，紅衛兵便宣布一切藝術品為“封、資、修”，均在掃蕩之列。

“文革”伊始，紅衛兵便宣布所有藝術家為資產階級，均在打倒之列。

所有的文物商店關門。所有的友誼商店關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就在于它是一場觸及人的靈魂的革命，所以，除了運動初期的“破四舊立四新”等外科手術式的銷毀外，毀滅性的破壞還來自于人們因為懼怕而對于家藏文物與藝術品的悄然自毀，其量不可勝數，其恨不可消解。

而比之文物被毀不相上下的罪責，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人被革了命，書不能讀，字不能寫，畫不能抹，一切思想與創造處于停頓、休克、死寂狀態。一個國家、56個民族、近10億人口被凝固在一個沒有生命力的空間里。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興起的畫廊與90年代前期開始的拍賣，都是應運而生的，雖然起步艱難。

國門甫啟，游人如織，來自異國他鄉的人們看到了中華瑰麗山河，品嘗了中華美味佳肴，還想帶點紀念品回去。于是，各地有了旅游商店。書畫藝術家們應接不暇了，便有了業余作者的一哄而上，桂林畫販子、商品畫等等，把中國書畫藝術拖進了市場，也拖進了泥淖之地，好些年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沒有了頭緒。

文物雖然早就在文物商店里打著火漆出售，但在拍賣會上出讓有著十足的號召力，因為價格、金錢具備放大效應。在收藏領域，什么東西好賣，什么東西賣得價高，便有人去仿制，更有人到古墓里找。近十余年來發生在全國各地的10萬余起盜挖古墓案、20余萬座被毀古墓警示我們：我們的祖墳所剩無幾了！

中國文物走私的第一目的地不是中國大陸的拍賣會，而是海外的古董店與拍賣會。所以，如何根據現有的國際公約來處理我們與海外文物經營機構的關系，如何根據國家實力的增長來修正不盡合理的國際公約，如何進一步嚴厲打擊盜墓與文物走私等不法行為，如何防止走私文物通過拍賣會等正常渠道來獲得合法身份……這些都需要我們在法律、制度、機構、資金、學術、技術諸方面下功夫、想辦法。

從國家文物局的網站上，我們得知：近年來，我們成功追索走私到英國的中國文物3000多件，追回流失海外14年的北朝石刻菩薩造像，流失到丹麥的156件中國文物得以返還。此外，發揮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的帶動作用，多渠道開展流失海外文物征集工作取得進展，自2002年以來，先后從海外成功征集了包括北宋米芾《研山銘》、商代重器子龍鼎等在內的6萬余件（套）珍貴文物。但是，和我們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相比，這幾萬件文物只是鳳毛麟角。據中國文物學會不完全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貿易與不正當貿易等原因，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海外。但是，這只是一個概數。這些文物因何流失、是否交易、現藏何處等等情況，我們所知不詳，因此，我們有必要綜合文物、外交、民間團體諸方面力量，建立專門機構，抓緊開展工作。

回首百年，我們悲傷于祖先慘遭蹂躪。

回首百年，我們欣喜于自己恭逢盛世。

這悲喜交加應當化作清風明月，在山林田野間守護我們祖先的墳塋。

這悲喜交加應當化作青燈黃卷，在書齋案頭上承續我們祖先的文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珠寶之家網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