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枝花果金飾件

    此外，元代金器另一個顯著的藝術特征在于，其藝術精神中在融入濃厚文人氣息，這是各個時代的金器都不能具備的。元統一全國后，將各族人民劃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并且規定這四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舉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南宋遺民謝枋得在《送方伯載歸三山序》曾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這雖然只是元代讀書人無奈的自嘲，但由此仍可窺測出江南士人在社會等級中所處的底層地位。他們既不愿意為外族統治者服務，也沒有機會為社稷出力，耐不住寂寞的讀書人將滿腹才學寄于與文化藝術相關的各個領域，甚至參與到手工藝品制作方面。因此不同于以前的金器制匠，許多具備高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投身到金器的制造業當中，成為當時金器冶制的名家。嘉興武塘人朱碧山，據說原先習畫，但因在藝術上無法與同時代的同鄉畫家吳鎮、盛懋爭勝，才轉而從事于金銀器制作的。吳鎮為“元四家”之一，繪畫藝術水平之高自無需贅言，而且他工詩文書法，每作畫往往題詩文于其上，詩、書、畫相映成趣，時人號為“三絕”。 能與吳鎮相比，可想朱碧山也應是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藝術才能的“士人”了。有如此一批知識分子的加入，使元代的金器少了幾分俗氣，多了幾分“文氣”。 中國的美術史上，把元代看作是文人畫發展的高峰期。事實上，在元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這種“文人氣”蔓延到文化藝術的各個方面，也成就了元代金器卓爾不群的文化底蘊。

    制金工藝雖然早在唐代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在現出土的大量唐金器實物上，都沒有留下制作者的姓名。宋代金器上也往往只有制作者的姓而沒有名。許多技術精湛的金器手工藝人，雖然為后世留下了舉世無雙的妙作，卻因社會地位較低，未能把自己的姓名同自己的作品一起留傳下來。這造成了中國金器研究中的空白。元代是一個冶金大家頻出的年代，涌現出一批有名有姓的制金名人，在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所著的《輟耕錄》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浙西銀工之精于手藝，表表有色者，有嘉興朱碧山、平江謝君平、謝君和、松江唐俊卿等。”也流傳下一批有名有姓的名匠的作品。1959年在江蘇吳縣呂師孟墓出土了大量元代金器，其中一件刻劃牡丹纏枝蓮云紋金盞，器形作出菱花式，鏨刻工藝精細，花枝纏繞回旋，姿態生動，十分精美。在盞邊緣印有“聞宣造”三字款。聞宣為元代著名的金器工匠，墓中最精美的幾件金器均為他所作。這些留有名匠姓名的文獻與藝術品結束了自金器產生以來有名器而無名匠的歷史，也為后世金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

    金箍

    可見，元代金器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更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1995年香港佳士得拍賣會推出一頂高35.5厘米元代金絲鳳冠，最終以13．8萬港元成交，這樣的成交價相對于其他時期的金器而言，并不能算很高的，與元代金器在中國金器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不相稱的。元代金器似乎還未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元朝短暫的統治時間。事實上，對許多人來說，元代是并不熟悉的王朝，前后的唐、宋、明、清不僅歷史較長，社會經濟文化也有較大的發展，吸引了人們更多的注意，讓我們忽視了元代的金器藝術。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元代戰亂不停，社會環境動蕩不安，致使留傳下來的金器中，文獻資料上記載的名器，以及名家作品很少，不能吸引收藏家們的興趣。

    短暫的歷史，卻誕生出極為燦爛的藝術成就。元代金器以其粗獷洗練的“民族情”、細膩繁密的“江南風”、靜雅脫俗的“文人氣”，使它從歷代金器中脫穎而出，在中國金器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如果說元以前的金器只是一種工藝品，那元代金器就可以被提升為一種藝術品，它的市場價值、收藏價值應不在唐、明金器之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人們對元代金器研究的不斷深入，它會在藝術品收藏市場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