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臺江縣施洞鎮一個傳統的苗寨里，65歲的劉老漢做了一輩子銀匠活。這個不知延續了多少年的寨子，舞陽河彎彎曲曲地流過，苗家的女人們戴滿精細的銀飾。族人的傳統，是將幾乎所有家當都變成銀飾穿戴在身上。頭上要戴雕龍刻鳳的銀牛角，胸前要掛叮叮當當的銀胸牌，裙上要鑲滿精雕細琢的銀衣片……因此，在過去的許多年里，銀匠在當地備受尊崇。他的父親、祖父都是銀匠。劉家的銀匠手藝傳了好幾代，傳到了劉永貴手里。

       只是，如今像劉永貴這樣精雕細琢了一輩子的手藝人，在當地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

      手工工藝速度慢，遠遠比不上機器制造。手工銀匠越來越少，有些技藝的匠人都忙著去搞“實業”，因為做機器加工才賺錢。僅施洞鎮，現在便已有了大大小小十幾家銀器加工廠。

      手工藝技術的神秘感消失了。過去這手藝傳男不傳女，但“現在不一樣了。”劉老漢搖搖頭說，“什么家傳啊，秘技啊，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寶貝了。”

      所以，當劉老漢帶上他制作銀飾的全套工具，離開寨子上北京，走進清華大學工藝美術系的實驗室給學生們授藝，這事似乎并沒在當地掀起什么波瀾。

      “時代不同了。”老銀匠感嘆道。

      上世紀50年代，年少的劉永貴對祖傳銀匠活其實并不那么感興趣，他一心向往的是“當干部”。“那時候，誰不想當干部啊？”他眼睛笑彎了，輕輕撇一下嘴，“可是，理想是理想。祖傳就是銀匠，我不做銀匠，又做什么呢？”

      60年代，那時一塊銀衣片大概賺五六毛錢，劉永貴一天能做兩片。80年代，一塊銀衣片大概賺三四元，劉永貴依舊一天做兩片。到了90年代，一塊銀衣片能賺五六元，劉永貴還是一天兩片。

      有朋友勸他：“別死守著你這些老舊的東西，學點新東西！”

      但劉永貴并不在意。他翻開一本在北京王府井書店出售的《銀飾珍賞志》，翻到印有他作品的那一頁，一遍遍撫摩著。“這一圈雕了300朵菊花……”老銀匠喃喃著。

      在老銀匠看來，機器加工的銀器“沒什么意思，很低劣”，可偏偏就是效率高，比手工快了七八倍甚至10多倍，每件就算賺得少，來錢也比手工快得多。

      “但我想還是有人會想要買好的。”老銀匠堅信。前段時間，就有識貨的人找到他，“凡是我做的東西，他全部包了，全買走！”

      盡管與銀器打了一輩子交道，但這樣的傳統手工藝，到底還有多少生命力和發展前景，劉老漢對此多少感到困惑。

      從2000年開始，劉永貴基本不做他所謂“一般化”的那些買賣活了。因為不時有收藏家來找他，或是有地方請他去“表演”。用他自己的說法，他的手藝在世紀之交終于“修成正果登峰造極”了。

      “最近六七年來做的，那可都是精品。”劉老漢搖晃著腦袋，抑揚頓挫地說，“沒有我最得意的，都是我最得意的！”

      也就是在這個“登峰造極”的階段，劉老漢遇到了10余年來尋訪民間手工藝及其代表人的唐緒祥。劉老漢高超的技藝讓這位清華大學副教授如獲至寶，將他請進了清華工藝美術系的實驗室。

      “基本上，我算是最高水平的銀匠了。”劉老漢一臉認真地點點頭，這樣給了自己一個定位。能到清華大學教學生，他覺得自己也是當之無愧。

 只是，到了北京一個月，劉老漢特別想家，因為他覺得，自己在北京享福，在學生食堂吃得比在家好，可親人卻在家受苦。

      盡管劉老漢也會跟唐副教授抱怨：“我在這里教出來的學生，出去以后是你的學生，不是我的學生。”但他還是帶著十足的榮耀感認真指導實驗室里的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做這個的少了。”劉老漢皺了皺眉頭說，“但我還是希望，它能夠傳下去，要不我也就不會來清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