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尊鳳是楚國政治擴張的需要

　　《楚辭·九歌》中的諸神升天，都是乘龍而去，不是駕鳳而行的。如大司命是“乘龍今消期，高馳今沖天。”又如湘君是“駕飛龍今北征，疽吾通號洞庭。”可見春秋楚人崇龍的認識，是被后來“楚人尊鳳”的政治需要，而慢慢有所掩蓋了的。出土的實物如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上，畫面中一位男子乘龍升天的形象，足以說明楚人在歷史上不僅“尊鳳”，而且也崇龍。

　　楚人的族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楚是周王朝的異姓國，一開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視，中原諸國使節個個傲慢無理。甚至在諸侯盟會上，都沒有予楚國盟的資格，連席位也不給楚國元首熊繹留一個。這必然激怒楚人決心與周王室和中原各諸侯的抗爭意志。楚人為日后地域擴張出師之名，必先在傳統意識上來個大變革。這個就是楚人尊鳳的社會基礎。

　　楚國藝術在東遷的過程中與多邊異裔藝術融和而脫胎換骨。周王室尊龍,楚人偏要吸取遠古異族人也遵從鳳鳥崇拜的精神，而獨號尊鳳。并將其遠祖祝融是百鳥之官、鳳鳥的化身，作為同化多邊異裔關系的政治手段。這就是楚人尊鳳的政治需求。

　　正因為它的族源是開放性的，所以美不勝收的楚藝術也是多源的。楚國藝術的主源是中原商周藝術，但從許多出土資料中可以發現，楚人長期以來師夏師夷、以夏變夷，創造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荊楚文明。致使楚人尊鳳而不貶龍，既“尊鳳”又崇龍。楚國的先民們經歷了對鳳和龍的崇拜，以“心中之象”開啟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真正“龍鳳呈祥”的文化濫觴。民間一般認為“龍鳳呈祥”的圖案是唐宋開始流傳的，楚文化的“尊鳳”又“崇龍”的史實，將為民間許多傳世古玉提供有力的歷史史料斷代依據。

　　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最終形成了“楚人尊鳳”的社會政治行為。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

　　春秋楚玉中緣何龍多鳳少

　　不過，有個文化現象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婦好墓出土一件玉鳳負龍佩，玉鳳作站立狀，頭上鳳冠似兩蘑菇角并排，三齒爪下有祥云，玉鳳背負一獨角龍作踩云升天狀。這個和故宮博物院藏西周中期的玉龍鳳紋佩，在紋飾傳承上有一定的聯系。都是龍在上鳳在下。這樣的合雕象生器具有一定的圖騰色彩遺留。1992年山西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龍鳳紋玉柄形飾上，鳳鳥紋作側身立姿，與卷鼻“臣”字形龍目呈上下相背之狀，雖然龍盤曲在鳳鳥的下方，實則是一龍一鳳側身紋飾的首尾呼應結構。由此不難看出與商周時期的龍在上鳳在下紋飾發生了過渡變化的關系。

　　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勝村晉卿趙氏墓出土的玉龍鳳合體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結構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后期雙身咬尾龍的左右頭尾相顧結構，是一種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結構。這種上下結構向左右平等結構的變化過程，表現的不再是神權意識。而是強調合雕象生玉器中龍鳳都是地位平等的主體紋飾。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會動蕩禮崩樂壞，各諸候的僭越活動激烈所致。過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關系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龍紋虎佩、龍鳳紋佩等主體紋樣合雕所取代。這種左右平等結構的龍鳳玉紋飾在時間上，正好和“周伐楚，楚東遷”的時期較為吻合，周昭王攻楚敗亡，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許多“姻親之國”紛紛爭雄稱霸。《左傳·昭公十二年》“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這種建立在與周室“親親”“尊尊”的宗法等級基礎上的主從關系，反映在當時依然將玉器視為禮器的政治社會環境下，當時的王權結構中，既強調了統治者的王權意識，也提高了眾姻親國原鳥族部落氏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為后來春秋爭霸提供了分權爭雄的政治土壤。